第一章 围棋起源
中国古代四大艺术：琴、棋、书、画中之棋，指的就是围棋。
《路史后记》中说尧娶妻富宜氏，生下儿子丹朱。丹朱行为不好，尧至汾水之滨，见二仙对坐翠桧，划沙为道，以黑白行列如阵图。帝前问全丹朱之术，一仙曰：“丹朱善争而愚，当投其所好，以闲其情。”指沙道石子：“此谓弈枰，亦名围棋，局方而静，棋圆而动，以法天地，自立此戏，世无解者。”丹朱由尧处学了围棋，据说果真有了长进。（仙话见《历代神仙通鉴》）也有人说是舜作围棋以教愚子商均。按照这种说法，制造围棋，是为了开发智能，纯洁性情的。唐朝人皮日休在其《原弈》一文中则以为围棋始于战国，是纵横家们的创造。他的根据是，围棋“有害诈争伪之道”！就可谓穿强附会了。
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，不少绘有黑色、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，线条均匀，纵横交错，格子齐整，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，但纵横线条只有十至十二道，而不像现在是十九道。考古学家称之为棋盘纹图案。
古代夏威夷有一种十一道的类似围棋的游戏。
1971年湖南省湘阴县一座唐代古墓的随葬品里有围棋盘一件，大小呈正方形，纵横各十五道。
在内蒙敖汉旗丰收公社白塔子大队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里，挖出围棋方桌，高十厘米，边长四十厘米，桌上画有长宽各三十厘米的围棋盘。棋盘纵横各十三道，布有黑子七十一枚，白子七十三枚，共一百四十四枚。另有黑子八枚，白子三枚空放着。
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古鞋群中，有一部份为初唐当地豪族张氏的墓葬，保存了不少初唐文物，其中有一幅仕女图，描绘了十一个妇女形象，其中有两个对弈的贵妇，用的是十七道的棋盘。
马鞍山位于柳江南岸的市中心，高达海拔270米，是柳州八景之一。相传古代八仙中铁拐李和吕洞宾两位仙人曾在马鞍山上下棋，至今山上留有一尺多长的仙人足迹和“棋盘石”、“仙人洞”等。柳宗元游览此山后。在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》文中说：“始登者得石坪于上，黑肌而赤脉，十有八道，可弈。”有人据此认为唐代流行十八道的围棋。然按文理，“可弈”的棋盘大概不等于常规的棋盘。
这些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件古物，但足以说明几点：首先，围棋在原始社会时，已具雏形。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。其次，从出土棋盘的十、十三、十五、十七直至今天通用的十九道线的发展过程看，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，而是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，棋子由少到多，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。
棋子方面，考古学家从安徽亳县元宝坑一号东汉墓中找到石质围棋子117粒，11.5 毫米见方，厚三毫米，颜色有粉绿和墨绿两种，可见汉魏时期的围棋子仍是方形的。大约到了唐宋时期，棋子才从方形变为圆形。由唐代以后，圆形的玉石棋子屡有出土，如江苏丹阳出土的黑白棋子83枚；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黑白棋子50枚等。
1993年第三期《体育文史》杂志发表了杨晓国的《论陵川棋子山与围棋起源》 。文中根据陵川棋子山是我国唯一有天然棋石(棋子的古称)的地方、周武王曾访殷末三贤之一的箕子于“箕子山”(即今棋子山)及围棋包含的一些哲理可能诞生于该地附近为理由，推测围棋起源于殷末周初的山西陵川县附近地区，也可聊备一说。
战争的需要可能也促进了围棋的发展。两汉时己有人把围棋当作兵法，《隋书，经籍志》还有棋谱收入兵书。
据说围棋盘面效洛书，３６１个交叉点、８个方位星、周边７２个交叉点与３６０周天、８卦、７２候相应。棋子扁圆形，上突下平，分黑白两色，象征阴阳。如此说，可真有哲学意味。
现代人用「弈」字指围棋、象棋、军棋等等一切棋类。其实，最早的时候，「弈」是专指围棋的。东汉的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「弈，围棋也。从丌、亦声。」丌的古文字为两人举手握棋对局的像形。西汉末杨雄在《方言》中说：「围棋谓之弈，自关而东，齐鲁之间皆谓之弈。」可见，西汉年间，弈已成了围棋的别称。现代仍然称弈的，只有北方部分地区。
第二章 春秋、战国时期
弈秋是见于记载的第一位棋手，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，由于棋术高明，当时就有很多年青人想拜他为师。他有两个学生：一个诚心学艺，十分专心；另一个大概只贪图弈秋的名气，虽拜在门下，并不下功夫，弈秋讲棋时，他心不在焉，探头探脑地朝窗外看，想着鸿鹄什么时候才能飞来。飞来了好张弓搭箭射两下试试。两个学生同在学棋，同拜一个师，前者学有所成，后者未能领悟棋艺。这小故事说明了专心致志是下好围棋的先决条件。
春秋战国之时，诸子百家各执己见，到处游说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已经十分风行的围棋开始在诸子的言论中出现，或褒，或贬，或以围棋为例，或直接论述围棋。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论点，这对围棋的发展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士大夫阶层最初是瞧不起围棋的。孔夫子在《论语》里说，下围棋的都是些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的人，成不了贤人达士，把围棋看做无聊消遣的东西。此观点影响深远，以后有人攻击围棋时，常说些类似的话。
孟子师承孔子，曾说：「下围棋的人嗜好饮酒，甚至能够不顾父母养育之恩，不尽孝敬之义。」他把下围棋算作五不孝之一。不过，《孟子》里还有这么一段话：「学习围棋如果不专心于自己立足的一方并致力于攻克对方，就不能领会围棋的精髓。」这里，孟子不仅承认围棋是门深奥的艺术，必须专心致志才能学会。
以后，围棋的地位逐渐提高。《关尹子》里指出：「射箭，驾车，操琴，学棋，没有一件事是能够轻而易举学会的。」显然，围棋这时已提高到与射箭，驾车、操琴同样的地位了。
第三章 两汉、三国时期
秦代时间很短，未见关于围棋的记载。
西汉时人称杜陵人杜夫子为「天下第一名手。」他棋艺高强，好棋如命。有人讥笑他在下棋上乱花功夫浪费时间，谁知道他却回答说：「我精通了围棋之道，可以弥补孔夫子之不足。」一个封建士大夫，竟敢说这样的话，看来还是位有胆气的汉子。
西汉时，以棋扬名的还有刘去和陈逐。传说，陈逐因陪汉宣帝下棋，讨得天子欢心，后来还得了太原太守的官职。
汉代宫中盛行围棋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，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八月四日下围棋成了汉宫中的风俗，晋人干宝在其《搜神记》中说，这天下棋，赢家可以终年有福，输家可能遭疾病之灾，要免除灾难，只能取一缕发丝，面朝北辰星，乞求它赐予长命百岁，给这一风俗涂上了神秘色彩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汉代朝野皆下围棋是有据可查的事实。
从总体上看，西汉时期的围棋活动似不广泛。因为到了东汉初年，班固在《弈旨》一书中还说：「博行于世而弈独绝」。六博流行，却不见围棋。
大致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，围棋活动才又兴盛起来。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朱然墓中，有一幅两人对坐下围棋的生动画面。
魏国棋家
三国时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棋手。据《三国志?太祖纪》记载，曹操与当时魏国的著名棋手山子道、王九真、郭凯都交过手，棋力即使不在其上，也堪称对手，旗鼓相当。《三国志》中还提到棋手孔桂，曹操见他通晓围棋之道，很是喜爱，让他随从出入。
魏国还有一位大棋家，是「建安七子」之一王粲（can4）。一次，王粲看人下棋，棋局乱了，王粲凭着记忆，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。下棋人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们用布把复盘的棋局盖起来，请王粲再重摆一遍。王粲胸有成竹，第二次摆出了打乱前的棋局。下棋者揭开罩布，两下一对，不错一子。
曹丕(pi1)当了魏国的皇帝，对骁勇善战的弟弟曹彰存有戒心。为消除后患，有一天，曹丕邀曹彰到卞太后宫中下围棋，边下棋边吃着枣儿，兄弟情义融融。其实，曹丕早已在一些枣儿里下了毒，自己拣好的吃，曹彰却识不出好坏。不多会，曹彰中毒。卞太后见状惊恐万分，赶紧喊人弄一罐水来。但文帝已事先命人打碎了所有水罐。一时太后宫中乱作一团，太后不知如何保住爱子性命，赤足奔至井边，然而无法汲(ji)水，曹彰终于暴死在卞太后怀中。
蜀国棋家
三国之中，蜀国下围棋的人相对少些，但也不无名家。《三国志．费炜传》中说，费炜很喜欢下围棋。后主延熙七年间，魏军大举侵犯蜀国，费炜率兵抵挡。当时，形势很紧张，敌人大兵压境，蜀军随时都有战败的可能。费炜却指挥若定，稳坐军帐之中，与光禄大夫来敏专心致志地下围棋，很有大将风度。据说，在这战乱之秋，费炜常下围棋，劳逸结合，从不影响战事。
吴国棋家
在吴国，围棋流行的程度不亚于魏国，甚至还出现号称「棋圣」、「弈圣」的严子卿(qīng)、马绥(suí)明。
吴国上层人物中，好弈者甚多。孙策、吕范、诸葛谨、陆逊等都是围棋好手。《三国志．吕范传》上说：吕范攻打山越回来，准备向孙策汇报战绩。孙策并不让吕范站着干讲，两人是一边下围棋一边谈论战事。 诸葛谨和陆逊这两位棋迷则一急一温，性情差异很大。据《三国志?陆逊传》记载，吴嘉乐五年时，孙权令陆逊和诸葛瑾率军攻打魏国的襄阳。因军情泄露，形势严峻。诸葛瑾有些紧张了，坐卧不安，更无心对弈。陆逊则不然，依旧不慌不忙地下棋。
围棋在吴国风行，最后竟使孙权的儿子孙和紧张起来，因为他的幕僚如蔡颖等一班人常因下棋耽误公事。为此，孙和特地找来一个叫韦曜(yào)的文人，命他写了篇《博弈论》，批评这些下棋误事的人。文章说，当时的人大多不讲究孔孟之道，却喜欢围棋，荒废了事业，忘记了饮食休息。为在棋局上争一雄雌，绞尽脑汁，甚至可以夜以继日，弄得身心废瘁，事业放着不管，客人搁着不招待。虽有美味佳肴，优雅音乐，都无暇顾及。文章说，这不符合孙吴的治军之理，也不符合孔孟的为人之道。围棋风行到这种程度，名手自然越来越多，精彩的对局也随之出现。以后，好的对局慢慢被人收集起来形成集子，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。
汉、三国期间，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围棋的专著。此等专著，以东汉著名史家班固的《弈旨》为最早。
班固指出，一个好棋手要有「苏、张之姿，固本自广」方能使「敌人恐惧」。此外，也要有全局观念，计划要周密，「有似夏禹治水之势」。否则「一孔有阙，坏败不振」。班固的学生马融，也写了一篇《围棋赋》，他说，围棋的胜负策略，犹如头发那样细微；黑白双方的布局，则象麻那样错综复杂。他认为，攻守各有法则，守要坚固，攻则应前后呼应，上下联络，不能「唐突」。否则敌军将深入自方，杀子占地，自己的棋子就会处于上下离异、四面隔绝，围包不住、梗咽不畅的状态之中，这就很危险了。
与马融同时的李尤，也有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短文《围棋铭》，短短三十二个字，就使围棋对局跃然纸上，栩栩如生，铭中写道：「诗人幽忆，感物则思，忘之空闲，玩弄游意，局为宪矩，棋法阴阳。道为径纬，方错列张。」精通棋艺棋理的黄宪，曾撰有《机论》，专门论述围棋的虚实形势。他所说的「机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布局，那时黄宪已提出，布局要着重解决虚实问题，布局好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才能取胜。这一理论为我国围棋布局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。
「建安七子」中的应玚（chàng）也写过围棋专着，他的《弈势》至今仍保存完好。文中论述的围棋临局争斗时的得失，很有见地。
汉魏三国时，也有一些反对围棋的议论。这些议论大都沿袭孔孟的偏见。西汉人贾谊说：「失礼迷风，围棋是也。」他觉得封建等级制和帝王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封建礼教是治邦安民之本。然而当时围棋风行，上至君王大臣、下至平民百姓，都被围棋迷住了，一下棋往往就忘了尊卑，失了「礼」。因而他认为围棋是迷乱风气之物，不足取。还有一种看法，如西汉刘安在《淮南子》中提到，下围棋太浪费时间，如果用下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问，「闻者必广矣。」
其实，下围棋只要下得适度，非但不浪费时间，而且能够启发智力，磨砺思维，加强人们彼此间的情感，因此那些反对的言论没有起到多大作用。
围棋的发展，一般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棋艺的提高，一是棋盘的改进，二者互动。围棋纵横十六道线的棋盘保持了相当长时间，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九道线，三百六十一路棋盘出现于何时（有说是两晋南北朝时期），尚无定论。
《孙子算经》上有句话：「今有棋局方十九道，问用棋几何？答日：三百六十一。术曰：置十九道，自相乘之，即得。」近人论证《孙子算经》可能是东汉时的作品，那就是说，东汉时围棋盘已是纵横十九道了。东汉人马融、蔡洪在《围棋赋》中，有「棋鵻zhuī」、「五岳」的名称，间接支持了这种推断。
但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的《艺经》里写着，「棋局纵横各十六道，白黑棋各五十枚。」
棋局的大小关联到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局棋：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》的真伪问题。这一棋局见于来人李逸民编的《忘忧清乐集》，是在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上展开的。从清人钱大昕开始，就有人质疑其真实性，百余年来争论不休。我们认为，棋盘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尤其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，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。新形式总是由局部到全面，逐渐推广完善的，而老形式也不可能一夜间在地球上完全消失。我们可以这么设想，纵横十九道围棋盘，最早出现于东汉，完成于隋唐。 |
